，对于政治上略有欠缺。其欠缺不是治国方面出现问题，毕竟有诸葛亮在。其问题在于规章、律法上，缺少完整的国家治理体系。

　　诸葛亮能力过人，在他治国期间，为了不荒废人才，赏罚分明，他总是细究郡县官吏的治政情况。如对蒋琬的发掘，何祗的考察，王平的提拔，无不说明了诸葛亮的知人善任，不拘一格，人尽其才的用人风格，前提是不能涉及或触动到诸葛亮的权威以及国家利益上。

　　在这种风格下，诸葛亮对于地方官吏的考课没有一个详细的规章制度，框架上沿用了两汉的考课法，细节上自我衡量。

　　当然诸葛亮为何没有制定细致的考课制度，与蜀汉本身也有关系，早期地方上郡太守领兵，后都尉分权。或者诸葛亮为了北伐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军中度过也有关系。

　　在诸葛亮去世后，蒋琬虽是接任诸葛亮的执政长官的地位，他是始终不是诸葛亮，且他的身体也渐渐老态，不复年轻的精力充沛。对地方官吏的考课自然不足，没有细则束缚的蜀汉地方长官，会做出什么事就不得而知。

　　而且没用统一的评分标准，如何能评级出这个官吏是否优秀呢？靠刘禅的喜好，还是上级的认可，这都不是长久之法。如今大汉疆域有大半个华夏，若没有成体系的规章考课法，还是沿用两汉的旧考课法，如何能以称善乎？

　　毕竟两汉的考课法的问题也不是没有问题，曹魏早已对两汉的考课法进行修改，其命散骑常侍刘劭作《都官考课七十二条》。

　　是故在面对刘禅提出的如何治吏的问题，杜恕因此为答。

　　而刘禅听到杜恕的回答，也并无意外。作为大汉君主多年，且自己治政才能也不差，自然能知道考课法的重要性。但是知道归知道，如何制定一个完善的考课法，且适应目前局势便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

　　两汉时期的考课法，最著名不过地方对中央的上计，然而其中的问题弊端就不小。

　　首先，如朝廷上的丞相、三公等人，他们作为考课法的关键人物，他们自身就极其的重要，一旦官场贪污受贿，其风气自然会侵蚀到考课制度。

　　西汉汉元帝时期，因吏治腐败，考课法形同虚设。京房奏上《考功课吏法》，具体规定了官吏的职责以及考课标准。

　　结果可笑的事发生了，此疏拿到朝廷上讨论，遭到满堂公卿以及地方刺史太守的竭力反对。上者不察，下者又怎会尽心做事。

　　其次，考课不实、官吏舞弊、弄虚作假之事屡见不鲜。

　　刘秀中兴大汉，在核查地方时，也有官吏敢弄虚作假，可见考课之难。当然自刘禅继位以来，弄虚作假者也是不少。

　　刘禅沉吟少许，说道：“实如杜卿之言，我大汉自中兴以来，考课之法虽无缺，但无规章明细。且其四问考课内容，于乱世而言，尚不足以表地方长官之功，还需深思，分出上、中、下，令吏点评，方才可行。”

　　汉代的考课法重点针对于地方长官上，其所考课的内容与上计内容大差不差。

　　总结起来，基本是“秋冬岁尽，各计县户口某田，钱谷入出，盗贼多少，上其集(计)簿。”

　　基本就是以下四项，首先是户口，人口关乎国力强盛；其次是垦田，田亩代表粮食产量如何；再次是钱谷支出，与国家财政赋税紧密相关；最后才是盗贼多少，表明地方的治安情况。

　　然而这些内容，并不因地制宜，边疆与内地郡县怎么会相同，而且对边境郡县而言，防御胡人当先。且这其中的内容，没有不同档次的细化，可操作的空间太多。

　　另外一点，中央对地方官吏的政治品德及行为表现，是不放在上计考核标准里面，而是放在六条问事当中。对于政绩与品德而言，才能低下比品德肮脏更不能被大汉所接受。

　　董允颇是认同，拱手说道：“地方上计之法，应当修之。地方之上，盐铁之税，车马之税，牛羊之数，教化之功，岂能不入考课之中。臣窃以为，考课之法应是重修，因时而变，立新法，制新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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